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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葛红林看来,从2020年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同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纳入其中,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上述提法,充分表明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下,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不断开创双循环互动的新局面。”葛红林这样说。
▶ 合则两利
得益于“双循环”战略部署,近年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定不移地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外资平稳发展,经济增速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是世界经济恢复发展最大贡献国。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面对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调整,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双向互动、协同发力,进一步赢得发展的战略安全和经济红利,谱写双循环互动发展的新篇章。”在葛红林看来,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美与俄罗斯休克式脱钩,严重影响了欧洲特别是欧盟地区的能源供应。“北溪”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叠加冬季即将来临,对能源供应已很紧张的欧洲而言堪称雪上加霜。欧洲制造业电力价格持续上行,使得当前价格较去年同期已上涨了4至5倍。在保民生供暖与保生产稳定高耗能原材料供应问题上,欧洲政府正面临抉择。
“从历史上看,欧洲的内循环稳定离不开俄罗斯能源等的供应;俄罗斯外循环市场也离不开欧洲的消费需求。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资源能源禀赋、产业分工、科技人才水平等均有不同。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现有的产业分工。‘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只有正确处理好‘双循环’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双赢,才能为全球经济向好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和引擎。”葛红林这样说。
▶ 练好内功
当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经济循环明显弱化甚至受阻,我们该如何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葛红林给出三个答案——要有战略定力,要有斗争精神,要有专业水平。
战略定力体现在谋全局而后谋一隅,眼光必须要超前、长远。“以海外铜矿资源开发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资企业境外铜矿资源开发步伐明显加快,2012年至今建成矿产铜总产能164.8万吨/年,占中资企业海外矿产铜总产能的74.2%,与我国境内矿产铜总产能185.7万吨/年的规模相当,对提升我国铜矿资源保障能力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其中一条重要经验是,多年来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没有因一时的铜价下跌而放弃海外开发的战略选择。但相对于我国2021年近1400万吨的阴极铜表观消费规模,国内铜矿资源自给率尚不足20%,内循环发展的稳定与安全仍然面临极大挑战,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铜等战略矿产资源的海外开发力度,坚决杜绝‘市场价格低时犹豫亏损’‘市场价格高时犹豫成本’式的纠结,以免丧失机会。”葛红林这样说。
斗争精神需要在面对挑战时通过勇于抗争、善于博弈、坚持到底来体现。“2018年3月,美国依据所谓的‘301调查’挑起了对华贸易战,先后对我国约36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以遏制我国发展。对此我国始终坚持‘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事实证明,美国对华贸易战中90%以上的关税成本由美方承担,这大幅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成本,也未能重振美国制造业;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对中国铝材实施了累计高达50%以上的关税措施,实际结果是,美国通过增加其他国家的采购,减少了在中国的采购,但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并传导给了本国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近期,美国除了对我国实行芯片禁令之外,还与加拿大等主要伙伴国家建立所谓‘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对他们缺的,减少对我国的依赖;对我们缺的,增加对我国的限制,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予以坚决的反对。根本经验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葛红林表示。
专业水平的发挥要通过制定针对性措施来实现。今年6月22日,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的修正案文本,将在2023年开始对部分进口产品以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名义征收碳排放费用,2023年至2026年是过渡期,2027年起正式对外征收碳税。对此,葛红林表示,我国是钢铁和有色金属大国,相关高耗能产品的生产既承接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高耗能产品消费需要。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享受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能耗产品的同时,却对产品生产提供者征收碳关税,被认为有失公允。我们要在应对国际碳关税问题上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提议在消费端征收碳消费税作为反制措施,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来平衡碳排放的责任与义务,实现消费国与生产国共同承担碳排放责任,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筹码。
▶ 目标导向
我们该如何评判我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葛红林表示,下结论之前需要提出三问。
第一问,我们是否赢得了与发达经济体双循环互动的发展红利?
当前,全球化协同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任何国家和个人无法阻止比较优势下全球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即便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也难以做到逆全球化进程下的‘闭关锁国’,也难以实现高科技、高端产品的自给自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换技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对我国与发达经济体间互惠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贡献和作用。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壮大和转型升级,缩小了双方差距,也让我们听到和看到了不少遏制中国经济和高科技发展的声音和现象。但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盲区’‘短板’正是我们可以弯道超车之处,也为我们赢得了未来‘同等反击制裁’或‘技术换技术’的主动权。”葛红林表示。
第二问,我们是否赢得了与欠发达国家双循环互动的发展红利?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度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1.8万亿美元,增长73%。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613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计投资430.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4.6万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循环互动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有力促进了我国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合作共赢。
“比如中铝集团秘鲁特罗莫克铜矿积极实行本土化用工,本地员工占比超过93%,使当地贫困人口从初期的43%下降到了9.3%;累计缴纳各类税金超过13亿美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及中国有色集团持续深耕海外职业教育工作,并于2019年4月获赞比亚高等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成为我国首个在海外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学校。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及相关企业,在探索当地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为项目所在国优秀人才创造来华留学机会并提供奖学金,充分发挥出我国产业技术教育优势,为当地社会未来发展培养后备力量。”葛红林举例说。
第三问,我们是否赢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双循环互动的发展红利?
在葛红林看来,近年来,随着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发展,不断减少了我国一些劳动力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外贸产品订单,而这种梯度转移也正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全球传统纺织、煤炭、钢铁冶炼等产业由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现象来看,我国及世界相关产业链向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也是历史的趋势和必然。此时此刻,我们要以积极心态顺应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在提升自我的同时,进一步发挥相对于多数周边国家和地区所具备的基建、装备、技术、人才等多方的比较优势,加大彼此间双循环互动,实现取长补短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布局发展。”葛红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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